一票否决权中国的优势还不够大还可以更大｜地球知识局
10月9日，一项“最硬核”的稀土管制新规出台了，不仅让全球高科技企业开始集体学习中文和WPS操作，更在改写
这项新规来自中国商务部，内容是稀土相关物项的两项出口管制。其中有一个细节，十分引人注目：所有出口许可申请文件必须以中文提交，而且附件材料全面采用国产办公软件的WPS格式，而非国际通用的Word或PDF。
这意味着，那些曾依赖中国稀土却不愿遵守规则的企业，如今不得不适应新的游戏规则——按中国标准办事。
中国稀土新规的颁布，WPS格式与中文申请只是表象，更深层的是中国对稀土战略价值的重新定位。
从2001年起，我国将稀土技术列入《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到2023年，对部分稀土实施出口许可制度，到2024年实施全产业链监管，再到此次境外管制与技术管控的双重升级，一条清晰的战略脉络已然显现。
我国为何能在全球稀土博弈中如此“硬气”？这份底气来自于我们在资源禀赋和技术体系上的独特优势，中国不缺稀土，也不缺稀土的产业链，更不缺稀土的市场。
稀土作为现代工业的维生素，是当今世界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它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这些行业稀土的需求量达到70%。
尤其是方兴未艾的AI产业，AI的迭代与跃迁，最终将受制于稀土在微观层面的极限性能。
无论是先进制程的芯片，光互联技术改进，还是芯片相关的生产设备、测试设备和材料，甚至连发电与冷却等场景，都离不开稀土。
稀土对全球AI供应链几乎拥有一票否决权——即便其价值仅占0.1%，也足以卡住整条产业链的命门。
然而可惜的是，如此珍贵的稀土，却没能卖上好价钱，不得不接受低廉得像土一样的国际稀土价格。中国为何如此赋存稀土? 又为何缺乏稀土议价权？
稀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土，而是17种元素的总称。根据相对原子质量，可分为轻稀土和重稀土两大类。
和石油一样，稀土的地域分布也极不平衡。不同国家的稀土矿床，在轻、重稀土的含量上差异巨大。传统资源强国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都是“富轻缺重”。
而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同时具备大规模轻、重两种稀土资源的国家，虽然总储量只占世界的34%, 却控制了全球90%以上的重稀土资源。
提到中国稀土矿，就不得不提内蒙古的白云鄂博轻稀土-铌(Nb)-铁矿。它是一座世界罕见的超大型多金属矿床，轻稀土储量世界第一，铌储量世界第二。
白云鄂博矿的形成与地球深部岩浆活动密切相关。大约在十多亿年前，来自地幔的碳酸岩岩浆侵入地壳，这种岩浆能够携带大量轻稀土元素，经过长期的地质变化，这些稀土元素不断富集，最终固定在岩石中，形成了今天以轻稀土为主的超大型矿床。
可惜的是，白云鄂博矿床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因为在开采之初时，我国对稀土的研究水平有限，更别说成熟的稀土产业链了。随着产业链的成熟，这座世界级轻稀土矿，才真正开始发挥它的价值。
跟全球第一大轻稀土矿相比，贮藏在我国南方七省的重稀土矿产，更令各国艳羡。重稀土元素在国防等尖端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全球已知的重稀土储量，几乎都集中在我国南方。
这种离子吸附型重稀土矿床，并不是深埋地下形成的，而是出现在花岗岩长期风化后的表层土壤中。决定能否成矿的关键因素，包括母岩中稀土元素的含量、含稀土矿物的种类，以及这些矿物的抗风化能力。
只有年降雨量1500–2000毫米、气候温暖湿润的亚热带、热带地区，尤其是在海拔160–400米的低山丘陵带，才具备成矿的地质与气候条件。
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南方的南岭地区同时具备这些苛刻条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离子吸附型重稀土资源集中区。
家里有矿只是基础，会用才是真本事。而中国不仅富含轻、重两种稀土，更主导着稀土的提炼与加工工艺。
分离稀土元素，是一件技术活。因为这些元素的化学性质极为相似，精细分离难度极高。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工程实践，中国已经能够在工业规模上，精确分离出全部17种稀土元素。
这套分离工艺，不仅技术流程复杂、设备要求高，而且依赖大量的经验参数与长期工艺优化，我国在这些领域构筑了极高的技术壁垒，短期内难以被其他国家赶超。
更何况，稀土分离对环境的挑战非常巨大，分离过程会产生大量含酸、含放射性杂质的废液。
而我国已建立起一整套成熟、可控的后端体系，废水回收、尾矿利用、“三废”治理，都不成问题。
而反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环保技术和工业积累方面存在不足，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回顾我国稀土工业的发展史，所有的技术进步，都离不开一代代化学人的努力，尤其是“稀土之父”——徐光宪院士。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国对我国进行了严密的技术封锁，使得我国在稀土分离提纯技术方面寸步难行。没有提纯技术，就无法发展稀土产业的中下游，为了换取外汇，就只能贱卖稀土原矿。
面对技术封锁和落后的实验设备，徐光宪从零开始，将萃取核燃料的技术应用于稀土元素分离上，创新出一套稀土分离的串级萃取理论。
但串级萃取理论存在工序繁琐、耗时耗力的问题。为此，徐光宪团队独创了一套“三出口”工艺。到1974年9月，“三出口”工艺开始显示威力，中国稀土自此告别了“守着金饭碗要饭”的困境。
技术进步推动着我国稀土工业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研发进步很大，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不仅能满足国内工业需求，更成为了全球“稀土工厂”。
时至今日，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上游采矿、中游冶炼分离、下游高端制造，一整套完整产业链的国家。然而，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在全球稀土产业中的地位。
特别是加入WTO以来，国际稀土贸易环境风云变幻，我国在稀土领域面临更为复杂的竞争与博弈。
2009年，中国大幅削减了多种稀土原材料的出口配额，导致世界稀土价格飙升。美国、欧盟和墨西哥一纸诉状将中国告上了WTO，指控中国违反了自由贸易规则。
虽然中国辩称，这些措施是为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但最终中国败诉，被迫取消了相关原材料的出口配额和关税。
紧接着在2012年，美国、欧盟和日本再次起诉中国，对稀土、钨、钼的出口管理制度提出质疑。而中国则强调，稀土开采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出口限制是出于环保与资源保护的必要措施。
然而，WTO再次裁定中国败诉。此后，中国取消了稀土出口配额和关税，转而通过生产总量控制、环保标准和产业整合等国内手段进行管理。
“原材料案”和“稀土案”的连续败诉，反映出我国稀土产业在国际贸易规则下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长期较量。我国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中，仍处于复杂而被动的地位。
在计划经济时代，前沿科技创新会无偿提供给国营企业使用，我们长期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这虽然加速了技术的应用，但也带来了恶性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国营企业的技术人员转向民营企业，稀土提纯技术随之流向各民营企业，大批企业拥有了稀土分离加工能力。我国的单一高纯度稀土产能，从80年代的20吨飙升至2000年以后的12万吨。
但在2006年以前的30年间，国内没有公开公正的稀土产品贸易平台，无法客观评估产品价格这使得众多民营企业为争夺出口份额打起了价格战。
2000年以后，稀土价格甚至暴跌至1990年的四分之一，稀土再次被当成“土”贱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选择关闭本国矿企，大量购入中国稀土用作战略储备。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国际博弈中的挫败，促使了我国稀土行业整合发展。
2015年，国家开始全面收紧国内开采和生产权限，将开采和生产限定给六大集团，严格限制稀土盗采，以增强稀土产业在上游市场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我国矿企也在着力布局海外上游矿源。美国唯一的稀土来源——Mt Pass矿，于2017年被中国的盛和资源收购。这家矿企还收购了格陵兰矿物能源公司股份和越南稀土有限公司90%的股份。
2021年，中国三大稀土集团（中国五矿、中铝公司和赣州稀土集团）实行战略重组，成立了中国稀土集团，由此整合了原产地和上下游应用全产业链企业，必将加强对稀土供给侧的控制，必将有利于加大科研投入，提升稀土产品工艺、技术、材料的研发能力。
这次战略重组可以说是我国稀土行业整合“组合拳”的收尾，也是“稀土航母”启航的前奏。
在中美全面博弈背景下，2022年，中国将稀土正式纳入战略性资源安全体系，在《稀土管理条例》中确立资源安全、环保优先和出口可控原则。
如今的中国，不仅是全球稀土生产大国，更成长为兼具市场与技术优势的“稀土强国”。
在高端应用领域，中国掌握了对全球产业链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技术。例如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是电动汽车电机、风力发电机、雷达、导弹制导系统及F-35战斗机的关键部件。
中国不仅占据全球九成以上的钕铁硼磁体产能，还掌握了提升磁体高温性能所需的镝（Dy）和铽（Tb）扩散技术，使其在极端条件下仍能保持强磁性。
在荧光材料与精密磁电器件制造领域，中国仍需进口部分高纯化合物和关键设备；在稀土功能材料的原创设计与应用创新上，与美、日等国仍有差距；在绿色开采、废水回收和尾矿利用等领域，中国也有进一步优化空间。
这就导致，高附加值环节和定价权，依然掌握在国外，中国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中，依然“强于供应，弱于定价”。
尽管中国拥有全球约六成稀土产量和九成分离能力，但国际市场价格仍主要参照美、日企业报价或中间商指数，尚未形成统一的“中国价格标准”。
总之，中国要真正实现技术自立与产业闭环，还需在高端创新与绿色转型上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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